新加坡是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

新加坡是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，而现在也有越来越多像彼得这样的穷人生活在这个城市的边缘，这已然成为一个隐性问题。自新加坡1965年独立以来人民行动党(PAP)一直执政，且宣扬自立的价值观，但是对于一些人而言，照顾好自己的成本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能力所及。

全球媒体和市场研究服务企业Mindshare去年进行的调查发现，72%新加坡人感到自己“不能生病，因医疗费用高昂。”据路透社25日报道，54岁的彼得是新加坡一家购物中心的保安，尽管受青光眼疾病袭扰，仍不妨他见证新加坡经济成功带来的强劲购买力。但是，他也知道自己只能看看而已。彼得享有手术补贴和其它国有福利计划，但是他仍然担心自己无法负担治疗青光眼的费用。他知道治病需要逾4,000新加坡元(3,200美元)，但是这病只能让他从国有医疗保险计划中取用1,700新加坡元。在乌节路工作的彼得每个月的收入约1,600新加坡元。他不想公开自己的姓氏，也没有获得雇主的许可来接受媒体采访。

新加坡社会和家庭发展部部长陈振声(Chan Chun Sing)表示，政府已经准备好帮助那些无力负担医疗费用的公民，但是一些人还不知道存在这项支持。在本月召开的大会上，该党发布了25年来首份新决议，承诺改善所有人的生活标准，创造高品质的工作机会，提供可负担的医疗体系。2002-2011年的数据显示，政府支付所有医疗费用的不足三分之一，而经合组织（OECD）中发达国家的平均负担水平为60-70%。选民的不满情绪日盛，他们感觉自己已经被排除在新加坡舒适生活方式之外。这促使人民行动党重新调整了各项目标。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(GDP)高达65,048新加坡元，高于美国和德国的水平。多项调查都表明新加坡人均拥有富豪数量高于任何其它国家。但是新加坡中央公积金(CPF)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新加坡收入低于中位数一半的国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从2002年的16%攀升到2011年的26%。

新加坡穷人社会边缘挣扎。另据政府公布的数据，2012年新加坡的基尼系数触及了0.478，高于除香港之外所有其它发达经济体。与香港不同，新加坡没有规定正式的贫困线，政府拒绝有关设定最低工资的呼吁。人民行动党只是让企业聘用廉价外籍劳动力变得更加困难，更严格地要求企业提高底层人员薪资，并修改劳动法以提高就业安全感。“还有更多工作需要做，”新加坡财政部长尚达曼(Tharman Shanmugaratnam)最近在与外交人士及大学生对话时说道，“我对现状并不满意。”

抢饭碗占资源130万移民成公敌.移民和外籍劳工，一直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。过去新加坡靠着开放的外劳政策，经济成绩亮眼，但近来外劳与外籍专业人士衍生的民怨逐渐浮上檯面，今年初就曾爆发罕见的反政府示威集会，抗议有增无减的新移民抢走工作饭碗、炒高房价、影响生活品质等。早在1966年，即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后第2年，该国就已引进外劳，当时外劳主要来自邻国马来西亚。1970年代后期开始引进其他国家劳工。早期外劳多为低技术劳工，1990年代起积极引进专业技术人才。随着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，外劳（含外籍专业人士）人数跟着大幅增加。2008年新加坡外劳较2007年暴增15万人，并突破100万大关，而截至今年6月，新加坡外劳人数几近130万，而该国人口却只有530万。引进外劳和外籍专业人士，除了缓解部分行业劳工短缺的问题外，也能降低生产成本。而新加坡积极引进专业技术劳工，对提升该国技术水准亦颇有助益。

然而过度依赖外劳，除导致生产力下降、拉低本国劳工薪资、社会问题丛生等惯见的问题外，在新加坡这样的弹丸之地，还造成过度拥挤的问题。近年来，外劳在新加坡引起不少争议，许多人认为外劳抢走他们的饭碗，拉高了住房成本，甚至占用原属于他们的公共资源。2012年，拿新加坡奖学金留学该国的中国学生孙旭在部落格留言，辱骂当地人是狗，嘲讽新加坡「狗比人多」。此事激怒新加坡人，再一次引发排外情绪。为顺应民情，新加坡政府近来对移民政策做出调整。今年2月间，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在国会演说时曾强调，将继续收紧外劳政策，具体措施包括：削减外劳配额、提高外劳税、从严发放签证给外劳等，希望透过这些措施，降低企业对外籍员工的依赖。新加坡政府认为，若要尽快实现经济升级和转型，就必须逐渐摆脱对外劳的依赖。不过，一些高度依赖外劳的企业叫苦连天。诚如尚达曼在演说中所指出的，新加坡必须放慢外劳增长速度，但不能突然切断外劳流入。新加坡的基础建设、海事、加工和若干服务业，人手短缺依然严重，引进外劳在所难免，短期内新加坡仍必须面对外劳所衍生的各种问题。